余秋雨散文作品精选典藏本——出走十五年

　　　长期以来，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的同时，也在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为便于读者清晰了解余秋雨的历史、人文以及人生诉求，作者亲自选编了散文精选集《出走十五年》，借以表达“走出书斋、思考文化”的主题。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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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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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作品精选典藏本 新版《出走十五年》面世

自序一（本书自序）

自序二（《文化苦旅》序）

自序三（《文明的碎片》序）

自序四（《山居笔记》序）

自序五（《霜冷长河》序）

自序六（《千年一叹》序）

自序七（《行者无疆》序）

废 墟

贵池傩

我一定复活

巨大的问号

石筑的《易经》

一路枪口

向谁争夺

多一点遗忘

寻找底线

山洞盛宴

把伤痕当酒窝

人生的最后智慧

你们的祖先

河畔烤鱼

忽闪的眼睛

且听下回分解

再闯险境

黑影幢幢

忧心忡忡

甘地遗言

洁净的起点

我拒绝说它美丽

菩提树和洞窟

没有例外的衰落

远征和失序

罗马假日（上）

罗马假日（下）

死前细妆

悬崖上的废弃（上）

悬崖上的废弃（下）

空空的书架

有口难辩

谁能辨认

希隆的囚徒（上）

希隆的囚徒（下）

悬念落地

奇怪的日子（上）

奇怪的日子（下）

玲珑小国（上）

玲珑小国（下）

生命的理由

拍雪进屋

议会--阿尔庭

大雪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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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作品精选典藏本 新版《出走十五年》面世 新浪读书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 　　近日，余秋雨散文文选，新版《出走十五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隆重面世。

　　长期以来，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的同时，也在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为便于读者清晰了解余秋雨的历史、人文以及人生诉求，作者亲自选编了散文精选集《出走十五年》，借以表达“走出书斋、思考文化”的主题。此次修订，编入了成名作《文化苦旅》当中的代表作十篇，首次完整而清晰地展现了余秋雨自《文化苦旅》以来贯穿《行者无疆》、《千年一叹》、《山居笔记》等作品的文化大散文世界：以忧切的文化良知、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和学者的宏观视角，勾勒出人类文化的诸种不同面貌。

　　新版《出走十五年》修订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并且作者重新以“行走”为主体编排整个篇目，力求在让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篇幅里，阅读到更有代表性和更经典的余秋雨散文。

　　该版本采用轻型纸印刷，装帧设计典雅精美，充分体现了该书的典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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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一（本书自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但是，从《文化苦旅》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二、原则上只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才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才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沉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刹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沉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二ＯＯ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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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二（《文化苦旅》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我在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记得曾有几位记者在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儿，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由此，笔下也就一派端肃板正，致使海内外不少读者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白发老人。

　　我想，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龄经常会在心头打架，有时还会把自己弄得挺苦恼。例如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这是不同于案头年龄的另一种年龄在捣乱了。助长这种捣乱的外部诱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ｅｃｈｎｅｒ比我大二十来岁，却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给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与还在读小学的小儿子合著的，父子俩以南极洲的企鹅为话题，痴痴地编着一个又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我把这本书插在他那厚厚一叠名扬国际的学术著作中间，端详良久，不能不开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翻阅中国古代线装本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前辈不少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洒脱和放达，苏东坡曾把这种劲头称之为“老夫聊发少年狂”。你看他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还不到四十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

　　当然不会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李白的轻舟、陆游的毛驴都雇不到了，我无法穿越那种似现代又非现代、由拥塞懈怠所联结成的层峦叠嶂。最方便的当然是参加各地永远在轮流召开着的种种“研讨会”，因为这种会议的基本性质是在为少数人提供扬名机会的同时为多数人提供公费旅游，可惜这种旅游又都因嘈杂而无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原先总以为讲课只是重复早已完成的思维，能少则少，外出讲课又太耗费时日，一概婉拒了，这时便想，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又不存在研讨会旅游的烦嚣。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我暗笑自己将成为靠卖艺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就这样，我一路讲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实在不少。旅途中的经历感受，无法细说，总之到了甘肃的一个旅舍里，我已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换成对历史的无奈。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像《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国外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收获》上的那个专栏，以及眼下这本书。记得专栏结束时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读者道歉，麻烦他们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当然事情也有较为乐观的一面。真正走得远、看得多了，也会产生一些超拔的想头，就像我们在高处看蚂蚁搬家总能发现它们在择路上的诸多可议论处。世间的种种定位毕竟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也许，正是对这种可选择性的容忍幅度，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心理年龄，或者说大一点，决定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的生命潜能和更新可能。

　　历史告诉我们种种定位，又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定位都不是先天的，都是前人选择的结果。就连故乡，也只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由选择到难于选择，于是留驻成一种无奈；然而再大的无奈也没有堵塞后人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总会不断地寻家又弃家，成为永恒的异乡人，一再从无奈的留驻中重新找路，重新出发。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泰戈尔：《采果集》

　　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当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罢了，何况这实在已是一种奢望。（一九九一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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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三（《文明的碎片》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我沉默了，回想着这些年的自己。是啊，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的题材和主旨，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结线是什么？我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精神标准把这么多陈旧的故事快速召来又依次推出的呢？说到底，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指令，使我坐立不安？

　　此时已是下半夜，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这个宾馆不知为什么起了“好望角”这样一个让人动心的名字，我一走神就觉得自己身处非洲南端的航海要道上。风雨交加的海天间应该有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吧，射出的光亮在黑雾白浪间明灭闪烁。我回过神来对徐甡民先生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徐 民先生读过我的大多数文章，赞成我的这一表述。

　　二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人类学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作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地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的生存本能。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做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在法西斯屠杀无辜平民的现场，一个母亲高举着婴儿喊道：“他还是个孩子！”然而喊声换来的是笑声和枪声。她原以为还有一个在人性边界上的最后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熊熊火光中，一位老人抓住了一双握着几卷古画的手，低声相告：“这是郑板桥的真迹！”然而还没有等他说第二句，一蓬新的火焰早已腾起。他原以为还有一个文化价值上的起码前提，事实上这里已没有这个前提。

　　固然，这些都是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举目四顾，原以为有前提而事实上没有前提的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于杀人放火这样的特例罢了。

　　举一个最没有法律价值的例子吧。报载，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帮助发动，请求来请求去，下来推车的是一帮去春游的小学生，大人一个也没有下车。小学生们憋着吃奶的劲儿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他们原先的坐位早已被大人们抢走。

　　——车上的大人们怎么了？怎么会卑劣得如此一致？堂堂七尺，衣冠楚楚，却一起丢失了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我们的愤恨，也只有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发生，没有前提，你再愤恨他们也无动于衷。

　　那么，孩子们为什么会下车呢？因为他们还有前提。孩子有前提而大人没有前提，可见这里有一个失落过程。失落在何时何处？记得上海一家电台曾为此而开了一次讨论会。

　　讨论会上，一位乘客说，他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曾下来推过车，但公共汽车一旦被推动就直驶而去，把推车人丢在半道，一次两次，大家就吸取教训，不愿推车了。

　　这显然是一个理由。我本人也遇到过推动了车却被丢下的恼人事情。于是再找司机参加讨论，一位司机说，车好不容易发动之后要开一程才能停下，看看那些推车人追不上也就不停了……

　　全有理，每一个理都说得通，但这些理的总和却是卑劣。这说明，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以上这个事件证明，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孩子们推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老师，感谢安徒生和诸多美丽童话的构建者，也要感谢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自己有可能已成了不肯推车的大人，但他们心底还会埋藏着一个有关善的梦影，在教育孩子时常常会高于自身的品行。熙熙攘攘的大街，人类拥挤的河道，生命密集的走廊，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推动着一群躲在钢板里的表情漠然的大人，这件事实在是一种会让人思虑再三的象征性造型。人类的童年和成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构？文明的建造和失落，竟是如此快速？我们不能不惶恐，今天欢天喜地地推着车的孩子，会不会过几年也成了不推车的一群？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难道只会教会他们剥除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三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当然很吃力，就像那些孩子，推不动还要推，推动那么多漠然者，推动那么大的一个钢壳子，在闹市间缓缓前进。是示范，也是自救，因为有那么多的理由诱使我们成为不推车的一群。推了，也就有了一个自我定位，即便今后背弃，也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

　　但是，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悄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说来，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这正是我多年来最为苦恼的难题。去年在哈尔滨，诗人李琦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群文化人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口袋，边爬山边拾捡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捡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地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有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他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这个在长白山上踽踽独行的外国少年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终于明白，一切有志于传播文明的人至多也就是这个孩子，孤独地爬山，默默地拾捡，既没有表演意识也没有抱怨情绪，只是暂时性地清理了一条路，干净一座山。明天也许还会被弄脏，但今天还要拾捡。什么时候被几个有心人看到，引发起有关“你还是人吗”的人本主义的思考，这真是可以满足了。

　　四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也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乡关何处》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而伤心，连所有的碎片也被湖水淹没了。区区如我，至多是一枚不知如何来到岸上的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只求在某种重温和反思中约略懂得自身。已经碎了，不怕再碎，只求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正是这番意思，使本书有了现在的标题。(一九九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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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四（《山居笔记》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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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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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五（《霜冷长河》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旋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ＮＨＫ电视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他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下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橇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才是。（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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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六（《千年一叹》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

　　目的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至二月一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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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七（《行者无疆》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作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审视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二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众所周知，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ｅｖ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３７８～３８１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三

　　一种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今天的欧洲几乎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正是这种声音，构成了这本书的“大情节”。散文本来是不追求大情节的，但这些大情节本身就在欧洲大地深处躲藏着，我和我的文字都避不开——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这个大情节表明，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幢幢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正开始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二○○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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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 墟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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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池傩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完全消失。

　　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人们埋头劳作了一年，到岁尾岁初，要抬起头来与神对对话了。要扭动一下身子，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了。要把讨厌的鬼疫，狠狠地赶一赶了。对神，人们既有点谦恭畏惧，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颇为难做，干脆戴上面具，把人、神、巫、鬼搅成一气，在混混沌沌中歌舞呼号，简直分不清是对上天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强迫。反正，肃穆的朝拜气氛是不存在的，涌现出来的是一股蛮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着办吧！

　　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上下的全民性活动，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员都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与。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

　　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ｕｍｅｚｉｌ）提出过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ｅ）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傩，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时间已流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有心把它当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功夫。

　　一九八七年二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发。据说，那里傩事挺盛。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水泥围墙、电线杆确实不少，但它们仿佛竖得有点冷清；只要是农民自造的新屋，便立即浑身土艳，与大地抱在一起，亲亲热热。兀地横过一条柏油路，让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围着它的是延绵不绝的土墙、泥丘、浊沟、小摊、店招。当日的标语已经刷去，新贴上去的对联钩连着一个世纪前的记忆。路边有几个竹棚干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断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这块灰黄的土地，怎么这样固执呢？固执得如此不合时宜。它慢条斯理地承受过一次次现代风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苍老野拙的面容。坟丘在一圈圈增加，纸幡飘飘，野烧隐隐；下一代闯荡一阵、焦躁一阵，很快又雕满木讷的皱纹。路边墙上画着外国电影的海报，而我耳边，已响起傩祭的鼓声……

　　这鼓声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一天，家乡的道士正躲在一处做法事。乐声悦耳，礼仪彬彬，头戴方帽的道士在为一位客死异地的乡人招魂。他报着亡灵返归的沿途地名，祈求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涌出一群人，是小学的校长带着一批学生。他们麻利地没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厉声勒令道士到村公所听训。围观的村民被这个场面镇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几乎一切有小学生的家庭都发生了两代间的争论。父亲拍着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着眼泪逃出门外，三五成群地躲在草垛后面，想着课本上的英雄，记着老师的嘱咐，饿着肚子对抗迷信。月亮上来了，夜风正紧，孩子们抬头看看，抱紧双肩，心中比夜空还要明净：老师说了，这是月球，正围着地球在转；风，空气对流而成。

　　我实在搞不清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使我小学的同学们，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的精神困顿。

　　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今天要去看的贵池傩仪傩戏，之所以保存得比较完好，却要归功于一位小学校长。

　　也是小学校长！

　　我静下心来，闭目细想，把我们的小学校长与他合成一体。我仿佛看见，这位老人在捉了许多次道士，讲了无数遍自然、地理、历史课之后，终于皱着眉头品味起身边的土地。接连的灾祸，犟韧的风俗，使他重新去捧读一本本史籍。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从语文讲义后抽出几张白纸，走出门外，开始记录农民的田歌、俗谚，最后，犹豫再三，他敲响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门。

　　但是，我相信这位校长，他绝不会出尔反尔，再去动员道士张罗招魂的典仪。他坐在道士身边听了又听，选了又选，然后走进政府机关大门，对惊讶万分的干部们申述一条条的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这种申述十分艰难，直到来自国外的文化考察者的来访，直到国内著名学者也来挨家挨户地打听，他的理由才被大体澄清。

　　于是，我也终于听到了有关傩的公开音讯。

　　单调的皮筒鼓响起来了。

　　山村不大，村民们全朝鼓声涌去，那是一个陈旧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新贴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高台，傩戏演出已经开场。

　　开始是傩舞，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在请诸方神灵，请来的神也是人扮的，戴着面具，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算是给这个村结下了交情。神灵中有观音、魁星、财神、判官，也有关公。村民们在台下一一辨认妥当，觉得一年中该指靠的几位都来了，心中便觉安定。于是再来一段《打赤鸟》，赤鸟象征着天灾；又来一段《关公斩妖》，妖魔有着极广泛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妖魔被迫竟逃下台来，冲出祠堂，观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冲出祠堂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野烧，点响一串鞭炮，终于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们拊掌而笑，又闹哄哄地涌回祠堂，继续观看。

　　如此来回折腾一番，演出舞台已延伸为整个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间，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齐心协力地集体驱妖。火光在月色下闪动，鞭炮一次次蹿向夜空，确也气势夺人。在村民们心间，小小的舞台只点了一下由头，全部祭仪铺展得很大。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祠堂的围墙形同虚设。

　　接下来是演几段大戏。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几百年前传来。有一重头唱段，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装，也无面具，只穿今日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员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新式保暖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粗陋之极，也自由之极。既会让现代戏剧家嘲笑，也会让现代戏剧家惊讶。

　　凭心而论，演出极不好看。许多研究者写论文盛赞其艺术高超，我只能对之抱歉。演者全非专业，平日皆是农民、工匠，荒疏长久，匆促登台，腿脚生硬，也只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轻人，应是近年刚刚着手。估计是在国内外考察者来过之后，才走进傩仪队伍中来的。本来血气方刚、手脚灵便的他们，来学这般稚拙动作，看来更是牵强。就年龄论，他们应是我小学同学的儿子一辈。

　　演至半夜，休息一阵，演者们到祠堂边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宵，是村民对他们的犒赏。屋中摆开三桌，每桌中间置一圆底锅，锅内全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厚厚一层油腻浮在上面。再也没有其他菜肴，围着圆锅的是十只瓷酒杯，一小坛自酿烧酒已经开盖。

　　据说，吃完"腰台"，他们要演到天亮。从日落演到日出，谓之"两头红"，颇为吉利。

　　我已浑身发困，陪不下去了，约着几位同行者，离开了村子。住地离这里很远，我们要走一程长长的山路。走着走着，我越来越疑惑：刚才经历的，太像一个梦。

　　翻过一个山岙，我们突然被一排火光围困。

　　又惊又惧，只得走近前去。拦径者一律山民打扮，举着松明火把，照着一条纸扎的龙。见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动起来，使我们不解其意，不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难懂的土音大声说道："听说外来的客人到那个村子看傩去了，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我们惶恐万分，只得柔声解释，说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身体困乏，不能再去。山民认真地打量着我们，最后终于提出条件，要我们站在这里，再看他们好好舞一回。

　　那好吧，我们静心观看。在这漆黑的深夜，在这阒无人迹的山坳间，看着火把的翻滚，看着举火把的壮健的手和满脸亮闪闪的汗珠，倒实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我们由衷地鼓起掌来。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梦，惟有鼻子还能闻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脱不得。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延续起傩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真诚倒也罢了，谁也改变不了民众真诚的作为；但那些戴着面具的青年农民，显然已不会真诚。文化，文化！难道为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的校长，您是不是把您的这一事业，稍稍做得太大了一点？

　　或许，也真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那么，几百年的踉跄路程，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

　　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封来信，说他们的刊物将发表我考察傩的一篇论文。我有点高兴，但又像做错了什么。我如此热情地向国外学术界报告着中国傩的种种特征，但在心底却又矛盾地珍藏着童年时的那个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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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复活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资料。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希腊文明是在它的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耸立于衰草残阳。

　　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堂；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慷慨。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Ｍｅｌｉｎａ Ｍｅｐｃｏｕｒｉ）。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Ｒｏｙ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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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问号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昨天深夜抵达开罗。在罗马时代，这条路线坐船需花几个月时间，很多载入史册的大恩怨和大征战在此间发生，例如"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屈拉和罗马将军安东尼就在这个茫茫水域间生死仇恋、引颈盼望，被后人称为古代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

　　但是，就埃及而言，克里奥佩屈拉还年轻得不值一提。我们为寻找希腊文化的源头而来，在法老面前，连那些长髯飘飘的希腊哲人全都成了毛孩子。从希腊跨越到埃及，也就是把我们的考察重心从两千五百年前回溯到四千七百年前，相当于从中国的东周列国一下子推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找旅馆住下，埃及的旅馆一进去就碰到安全检查门，旁边站着警察。一出门，车里也钻进来一个带枪的警察，我们一下车他就紧紧跟随，一下子把气氛搞得相当紧张。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我房里没地方写作，卫生间的洗澡设备也不能用。

　　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旅馆所在的大片街区都相当落后，放眼没见到一幢好房子，路上拥挤而肮脏，商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品。后来发现整个开罗老城区基本都是如此，新城区要好得多，特别是尼罗河边的那一段相当讲究。但是，落后的老城区实在太大了。我们在这个区域找旅馆，为的是离金字塔近。

　　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实在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开罗城竟这么破旧而让人不安。

　　雅典已经够让人失望的了，但到了开罗，雅典就成了一个让人想念的文明世界，那里的小街上毕竟有很多可爱的商店和食铺，随意逛逛也没有安全上的担忧。

　　到金字塔去的那条路修得还不错。走着走着，当脚下出现一片黄沙，身边出现几头骆驼，抬头一看，它们已在眼前。

　　大的有三座，小的若干座，还有那尊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雕像。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纯净的褐黄色，只有日光云影勾画出一层层明暗韵律。本来，这样的环境和造型很容易让人觉得单调、荒凉和苦涩，但居然都没有，把人类的感觉惯性推出了常轨。

　　受到更大挑战的是知识的常轨。我站在最大的那座胡夫金字塔前恭敬仰望着，心中疑问成堆。

　　考古学家断定它建造于四千七百多年前，按照简单的劳动量计算，光这一座，就需要十万工匠建造二十年。但这种计算是一种笨办法，根本还没有考虑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难题，例如，这些巨大的石块靠什么工具运来，又如何搬上去的？十万工匠二十年的开支，需要有多大的国力支撑？而这样的国力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又需要多大的人口基数来铺垫？那么，当时埃及的总人口是多少？地球的总人口是多少？

　　更麻烦的是，如此貌似粗糙的活儿，又必须有金银首饰匠的细致，因为直到今天，石方之间还找不到能划进一个薄刀片的缝隙！当然，最神奇的是，现在从金字塔测得的各种数据又与大量天文数据吻合得不差分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本世纪，很多国际间著名的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思考、徘徊，断定这样的工程技术水平即使放到二十世纪，调动一切最先进的器械参与，也会遇到一大堆惊人的困难。那么，四五千年前的埃及人何以达到这个水平？而据一些地质学家断言，这个金字塔的年龄还要增加一倍，可能建造在一万年前！

　　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有关金字塔建造情景的描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考察埃及时的记述。这乍一看似乎具有权威性，但仔细一想，希罗多德来埃及考察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事，按最保守的估计，他看到的金字塔也已经建成一千二百多年，就像我们今天在谈论唐代。唐代留下了大量资料，而金字塔的资料至少希罗多德没有发现，因此他的推断也只是一种遥远的猜测。对于真正的建造目的、建造过程、建造方式，我们全然一无所知。

　　说是法老墓，但在这最大的金字塔里，又有谁见过法老遗体的木乃伊？而且，一次次挖洞进去，又有多少有关陵墓的证据？仍然只是猜测而已。

　　站在金字塔前，所有的人都面对着一连串巨大的问号。

　　不要草率地把问号删去，急急地换上赞美的感叹号或判断的句号。人类文明史还远远没到可以爽然读解的时候，其中，疑问最多的是埃及文明。我们现在可以翻来覆去讲述的话语，其实都是近一个多世纪考古学家们在废墟间爬剔的结果，与早已毁灭和尚未爬剔出来的部分比，只是冰山一角。

　　在金字塔面前，联想到我们平日经常见到一些无所不知的评论家，多少有点可笑。当年拿破仑如何气焰熏天，但当自己的军队抵达金字塔的时候，也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上午，埃及开罗，夜宿Ｌｅｓ 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ｓ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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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筑的《易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还是金字塔。

　　现代有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

　　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它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够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恺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

　　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唯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

　　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

　　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几个喜欢文言文的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

　　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做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

　　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

　　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砺，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线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一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Ｌｅｓ ３ Ｐｙｒａｍｉｄｅｓ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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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枪口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开罗，几乎没有人赞成我们坐吉普去卢克索。路太远，时间太长，最重要的是，一路上很不安全。

　　自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群恐怖分子在卢克索杀害六十四名各国游客，埃及旅游业一败涂地，第二年游客只剩下以往年份的二十分之一，严重打击了埃及的经济收入和国际形象。由于恐怖分子当时就在警方的围捕中全部被击毙，至今不知他们的组织背景，埃及政府不能不时时严阵以待。

　　据我们遇到的几位埃及人说，恐怖分子多数是国外敌对势力派遣的。从开罗到卢克索一路，要经过七个农业省，恐怖分子出没的可能极大，因此去卢克索的绝大多数旅客只坐飞机，万不得已走陆路，必须由警察保护。

　　冒险总是很有吸引力的，谁料路上见到的一切，实在匪夷所思。

　　七百多公里的长途，布满了岗楼和碉堡。一路上军容森森、枪支如林，像是在两个交战国的边防线上潜行。刚离开开罗就发现我们车队的头尾各出现了一辆警车，上面各坐十余名武装警察，全部枪口都从车壁枪洞里伸出，时时准备射击。每过一段路都会遇到一个关卡，聚集了很多士兵，重新一辆辆登记车号，然后更换车队头尾的警车。换下来的警车上的士兵属于上一个路段，他们算是完成了任务，站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告别。警车换过几次之后终于换上装甲车，顶部架着机枪，呼啸而行。

　　我们在沿途停下来上厕所、吃饭，警察和士兵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不让恐怖分子有一丝一毫袭击我们的可能。我环视四周，穿黑军装的是特警部队，穿驼黄色军装的是公安部队，穿白色制服的是旅游警察，每个人都端着型号先进的枪支。女士进厕所，门口也站立着持枪的士兵，我想把这个有趣的镜头拍下来，没有被允许。

　　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来卫护文物和旅游的，但一想到法老的后代除了黑黝黝的枪口外别无选择，不禁心里一酸。其实人家只想让异邦人士看看祖先的坟墓和老庙罢了。

　　埃及朋友说，他们天天如此，而且对任何一批走陆路的外国旅游者都是如此。埃及百分之九十四是大沙漠，像样一点的地方就是沿尼罗河一长溜，而我们经过的一路正是这一长溜的大部分，因此这样的武装方式几乎罩住了全国的主要部位，牵连着整个民族的神经。

　　文明，哪怕是早已不会说话、只能让人看看遗迹的文明，还必须老眼昏花地面对兵戎，那就可以想象，在它们还能说话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灾祸？

　　任何过分杰出的文明不仅会使自己遭灾，还会给后代引祸，直到千年之后。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装甲车的呼啸声中深深一叹。

　　正在这时，车队突然停住，士兵们端着枪前后奔跑，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那位在安徽师范大学进修过的埃及青年王大力今天也被我们请来同行，他的老家到了，叔叔还住在这里，想看一看。这把武装警察们忙坏了，以防发生什么意外。

　　五辆吉普车一拐就进了村，再加上装甲车、后卫车和那么多武装人员，从车上下来的又都是外国人，我说，村民会以为王大力当选了总统。

　　这个村其实全是王大力的本家，他叔叔有两个妻子，十三个孩子，再加上稍稍远一点的亲戚，总数不在三百人之下，全都蜂拥而出，却不知怎么欢迎。

　　村里好像还有"民团"之类的组织，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大爷一人端着一枝猎枪围过来，阿拉伯长袍裹着他们硕大而衰老的身躯，白色的胡须与枪一配，有一种莫名的庄严。

　　警察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可能真会发生什么事，不断呼喊我们上路。装甲车、吉普车队浩浩荡荡又开动了。

　　此时夜色已深，撒哈拉大沙漠的风，有点凉意。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埃及南部，卢克索（Ｌｕｘｏｒ）的Ｅｍｉｌｉ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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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谁争夺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原想直奔耶路撒冷，无奈视线又受到干扰。

　　四周仍是茫茫沙漠，但与别处不同的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蓝色的小铁丝网，里边有一个水龙头。再往前，一个个塑料棚多起来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它们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

　　世界上有那么多沙漠，而这儿居然这样。我们实在忍不住了，钻进了一个塑料棚。只见满眼是一垄垄鲜红的小西红柿，叫做樱桃西红柿，主人见到来了客人，连忙摘下一把往我们嘴里送，我们也不擦洗，一口咬下去，大家一致呜噜呜噜地说，这是离国至今吃到的最鲜美的水果。

　　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原来地下仍然是沙，只不过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清水、肥料、营养液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

　　"全部电脑控制，人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坐着轨道车采摘！"主人的口气很骄傲。他说，每家农户一年的产值约二十五万美元。

　　谁都知道，由枯竭的沙漠和烟瘴的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只能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欧洲每天都要享用来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鲜花。

　　与此相应，它的喷灌、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看来，黄河上游乃至整个中国西北高原，都应该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好客的主人执意要领我们到附近一个高坡上，鸟瞰一下整个农庄。到了高处一看，层层叠叠的塑料棚铺展得那么辽阔，阳光一照宛若一片浩淼的湖水。

　　我在高坡上想，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都在争夺土地，为了这种争夺，不知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人类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彼此之间的争夺，去向自然争夺一点空间呢？

　　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沙漠里寸土必争地扩展绿洲的奋斗，要比任何军事占领都更有意义。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但现在憬悟，犹太民族的高度智慧如果耗费在这上面，只会越来越给和平带来麻烦。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以色列立国既迟，疆域不大，因此虽也有攻伐之举，却以用间技巧为长。自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见持枪的年轻士兵，男女都有，英姿飒爽；对于那些不穿军装却又显得特别深沉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会稍稍疑惑："是摩萨德吗？"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五六千年间不知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快快地铸剑戟为犁锄，化干戈为玉帛，把更多的智慧放在对沙漠的滴灌、喷灌上，而在整人治人的领域，则不必高度发展。

　　连曾经拥有《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的民族都这么说，总可信服。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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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遗忘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耶路撒冷太浓了，浓得稠稠黏黏，连呼吸都有点急迫。

　　今天暂换一个方向，去加沙地带。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一到关口就感到气氛远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紧张。

　　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头顶岗楼上的机枪，正对准路口。远远望进去，经过一个隔离空间，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

　　这里要查验护照，但谁都知道，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因此，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于是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问。更麻烦的是，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

　　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头，级别不低。他不下车，只是看着围上去的我们几个人一个劲儿摇头，"你们，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没有签证，没有车牌，没有通行许可？"

　　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耸耸肩，不再说什么，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

　　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不多久，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几经交涉，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

　　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倒不必再停下检查，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他们咧嘴一笑，就过去了。

　　加沙地区的景象，与杰里科差不多。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社区。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天真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

　　加沙地区被以色列包围着，阿拉伯人进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整个国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着。更让我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群固执的犹太人在加沙地区住着，决不搬走，但他们只能用铁丝网把自己围住。

　　这就构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双方都有一笔冤屈账，互相都有几把杀手锏。就像两位搬不了家的邻居，把伤疤结在一起了。

　　很想去看看加沙境内的犹太人居住点，却有铁丝网、岗楼、探照灯包围着。我们想走近一点，阿拉伯朋友说，这已经是最近了，再近他们就会射击。其实，每一个定居点里只住了十几个犹太人，保卫的军警数量与他们差不多。他们在定居点里也没有像样的营生，艰难又危险，却坚持多年，来表示他们的领土观念。

　　我站在路边看着这一圈圈互相包围的网，觉得这是人类困境的缩影。

　　事情开始时可能各有是非，时间一长早已烟雾茫茫。如果请一些外来的调解者来裁判历史曲直，其实也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会使双方建立起自己的诉说系统，倒把本该遗忘的恩怨重新整理强化了。

　　我在这里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谈，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应该多一点遗忘，让往事如烟，然后搁置情绪，用现代政治智慧设计出最理性的方略。

　　记性太好，很是碍事。

　　历史有很多层次，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不该遗忘的那些内容。但在很多时候，历史也会被人利用，成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应该警惕。

　　几个文明古国的现代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历史负担太重，玩弄历史的人太多。

　　只有把该遗忘的遗忘了，历史才会从细密的皱纹里摆脱出来，回复自己刚健的轮廓。

　　可惜直至今天，很多历史只喜欢做皱纹里的文章。

　　为了加深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决定明天去参观城西的大屠杀纪念馆。那里，供奉着全人类共同确认的一些原则，因此可以让我们体验，历史的哪些部位才不该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区，夜宿耶路撒冷Ｒｅｍ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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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底线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屠杀的六百万犹太人。

　　进入主厅，每个男人都要从一位老汉手中接过一顶黑色小纸帽戴上。主厅黝暗，像一个巨大的洞窟。屋顶有一扇窗，一束光亮进入，直照地下一座长明火炬。火焰燃得宁静，不露声色地把铸刻在地上的那些"现代地狱"的地名一一显现出来。

　　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讲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总统和总理都会站到这里，全城汽笛长鸣，各行各业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两分钟。

　　离开主厅时，我把黑纸帽还给门口的老汉，说声谢谢，老汉点一点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东边。东边，我没有料到，会有一个让我泪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结构的建筑，门口用英文写着：亚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馆纪念他们的儿子尤赛尔（Ｕ－ｚｉｅｌ），尤赛尔一九四四年在奥斯维辛被杀害。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纪念，因为还有一行怵目惊心的字：纪念被纳粹杀害的一百五十万名犹太儿童。

　　进入这个纪念馆要经过一条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进入最尊贵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头沉重地往前走，没想到一拐弯，就看到甬道尽头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张极其天真愉快的儿童的脸，年龄在三四岁之间，浮雕下分明写着他的名字：尤赛尔。

　　儿童的笑脸具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是我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心想，年迈的父母要在自己死亡前用这么多石头留住儿子的笑脸，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触动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从尤赛尔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转，我肯定，所有的人都会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动弹不得，因为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儿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装大人样的，撒娇的，调皮的都有。短发似乎在笑声中抖动，机灵全都在眼角中闪出。但他们，全被杀害了！

　　这些从遗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对你，你只能用泪眼凝视，一动不动，连拿手帕的动作都觉得是多余。

　　我不敢看周围，但已经感觉到，右边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过气来，左边一个年轻的妻子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丈夫一只手擦着自己的眼泪，一只手慰抚着她的头发。

　　大家终于挪步，进入一个夜空般的大厅。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镜面结构，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虚。不知哪里燃了几排蜡烛，几经折射变成了没有止境的烛海，沉重的夜幕又让烛海近似于星海，只不过每颗星星都是扑扑腾腾的小火苗。

　　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边传来极轻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亲们在嘱咐孩子，还是历史老人在悲怆地嘟哝？

　　走出这座纪念馆的每个人，眼睛都是红的。大家不再说话，慢慢走，终于走到了一座纪念碑跟前。内弧形的三面体直插云霄，它纪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没有国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残的不仅仅是某个民族，而是全人类，所以全人类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不远处的墙角里放着一条小木船，旁边挂了一个说明，原来这条小木船是荷兰的反抗者组织在那最险恶的年月每天深夜用来偷渡犹太人的，一条船至多能坐三个人，加上另外几条，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纪念馆周围的花坛、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谢牌，感谢当年解救过犹太人的各国人民和各种组织。每个感谢牌边还种一棵树，如今已浓阴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这样一座纪念馆，因为有它存在，多种宗教纠纷和民族冲突碰到了一条真正划分大善大恶的底线。有了底线，也就有了共同语言。

　　记得去年寒风凛冽的一天，我曾来到德国柏林的一个老式体育场，希特勒在那里举办过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次运动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抵制，因此当年这个体育场内的景况，是既嚣张又凄凉的。那些国家对希特勒的军事暴行无可奈何，但敢于抵制奥运会，原因就在于希特勒这次打扮出了一个文明的姿态，摇晃出了一个文化的美名，这就有机会让他看一看文明的底线了。

　　对野兽无可理喻，但野兽居然也念叨起奥林匹克，那就可以对它有态度了。

　　在罗马时，处处都避不开墨索里尼的影子，事实上他在保存和弘扬古代文物方面真是做了不少大手笔的事，有时还能在电台听到他当年演奏的乐曲，可见他对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并不陌生；但作为法西斯头子他逾越了底线，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文明可以成为一种点缀，但文明有最终指向。正是这种最终指向，维护了人类。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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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洞盛宴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

　　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

　　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

　　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

　　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

　　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拊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

　　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

　　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台湾译胡笙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

　　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

　　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

　　"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

　　"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

　　"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

　　"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

　　"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

　　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

　　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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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伤痕当酒窝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社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

　　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

　　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

　　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

　　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

　　"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

　　"父亲很严厉，我们小孩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

　　"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

　　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

　　蒯先生终于插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

　　"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

　　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

　　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

　　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

　　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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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最后智慧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

　　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

　　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Ｊｅｒａｓｈ）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Ａｒｗａ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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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祖先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枝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止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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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畔烤鱼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

　　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唯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

　　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

　　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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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闪的眼睛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才有意思。

　　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

　　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ｅｎｅｍｙ！ｅｎｅｍｙ！"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

　　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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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听下回分解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

　　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

　　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的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才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

　　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

　　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

　　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来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几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他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婢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他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

　　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

　　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起点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儿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不如欧洲，结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迦丘的《十日谈》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一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孤单。

　　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唯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规劝的用处不大，而《一千零一夜》是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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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闯险境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

　　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

　　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

　　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

　　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简直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

　　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

　　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Ｂａｍ），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才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

　　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全城基本上是以官衙为中心制高点，层层辐射开来。官衙因地处高敞，排水系统完善，建筑材料用了很有韧性的蜜枣木，保存最好。平民住宅区非常拥挤。其实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邦国人口。

　　在北姆参观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到当地警察局去申请。

　　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供不应求，警方希望我们或者在北姆等候，或者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好在我们的车队比较容易辨认。

　　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后一个方案，即让警车来追，便冒险出发了。

　　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

　　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

　　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

　　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

　　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

　　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

　　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车辆追了上来。这种车在中国叫小货车，只见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枝机枪，其他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

　　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

　　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才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古人所说的"眼观六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去了。

　　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架机枪的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

　　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队长郭滢一想，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没有想完他就大喊：开车，快速离开！

　　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Ｅｓｌｅｇｈｌａｌ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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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影幢幢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

　　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

　　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

　　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

　　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 、 "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背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

　　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

　　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

　　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Ｑｕｅｔｔａ）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

　　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

　　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

　　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

　　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

　　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

　　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

　　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儿，谁也不想动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奎达，夜宿Ｓｅｒｎａ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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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心忡忡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开头十天依次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入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又难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

　　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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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地遗言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

　　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并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做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

　　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他思考过"不杀生、不报复"的宗教观念与民族独立斗争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思考变成了胜利的行动；他也思考过现代工业文明与土俗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忧郁的思考变成了倒逆的行动。胜负成败综合在一起，胜利占了上风，但又立即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面对自己深深关爱过的暴徒向自己举起了凶器，只能喊一声："哦，天哪！"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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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净的起点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Ｖａｒａｎａｓｉ）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Ｂｅｎａｒｅｓ），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在它的身躯边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

　　正由于这条河、这座城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这里，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越过恒河时已是深夜，它的夺人心魄的气势，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在现实世界感受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这要听我的了，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Ｓａｒｎａｔｈ），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

　　这里原是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

　　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他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出布道。因此这个地方非常关键。初次开讲，使一人之悟成了佛法，并形成第一批僧侣。至此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是四道长长的坐墩，应该是五个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设置坐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坐位之用，现在不知被何方信徒盖上了金箔，周围还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草地上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

　　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那是真正阿育王立的了，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这里已成为圣地。

　　这份荣誉带来了热闹，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对于这种冷寂，我在感叹之余也有点高兴，因为这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素朴状态。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只有最智慧的理性语言，在这里淙淙流泻。这里应该安静一点，简陋一点，借以表明，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智者文明。

　　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墩间爬攀，后来又来了几位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听讲石墩铺得很远，远处已不可能听见讲坛上的声音，坐在石墩上只为修炼。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主持人李辉和编导张力、樊庆元过来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见过很多辉煌壮丽的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想到这么一个讲坛与辽阔的中华大地的关系，与我们祖祖辈辈精神寄托的关系，甚至与我这么一个从小听佛经诵念声长大的人的关系，心里有点激动。"

　　作为一个影响广远的世界性宗教，此时此刻，佛教的信徒们不知在多少国家的寺庙里隆重礼拜，而作为创始地，这里却没有一尊佛像、一座香炉、一个蒲团。这种洁净使我感动，我便在草地上，向着这些古老的讲坛和石座深深作揖。

　　鹿野苑东侧有一座圆锥形的古朴高塔，叫达麦克塔（Ｄｈａｍｅｋｈ Ｓｔｕｐａ）。奇怪的是塔的上半部呈黑褐色，下半部呈灰白色。一问，原来在佛教衰微之后，鹿野苑与这座塔的下半部都湮灭了，只留下塔的上半截在地面上，年代一久蒙上了尘污。

　　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佛教考古学家带着猜测开挖，结果不仅挖出了塔，也挖出了鹿野苑。这个佛教圣地的重新面世还是在本世纪，为时不久。

　　沉寂千年的讲坛又开始领受日光雨露，佛主在冥冥之中可能又有话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夜宿Ｔａｊ Ｇａｎｇｅｓ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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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绝说它美丽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昨天的日记还兴高采烈地写到越过恒河时的壮美夜色，但现在提笔时眼前的图像完全变了。昨天因参拜了鹿野苑满心喜悦，现在却怎么也喜悦不起来。原因是，我们终于去了恒河岸边，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不知怎么任其流浪在外。

　　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但心绪还未舒展。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不去理会。

　　从船上看河岸实在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劣质水泥房，各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

　　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房客中有的是为来洗澡住一二天，也有为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等死的也要天天洗澡，因此房子和台阶上挤满了各种人。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别是来等死的老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

　　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蚂蚁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边，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个河岸臭气冲天。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看得出有的人因寒冷而在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以老年为主，极胖或极瘦，很少中间状态。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一头钻到水里，花白的头发与纱衣纱巾纠缠在一起，喝下两口水又钻出来。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有少数中年男女蹲在台阶上刷牙，没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他国家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于恒河岸边。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场面，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死者将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绝不进那个火葬场，只要有点钱，一定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

　　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居然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几个烧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

　　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再过去几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

　　我们太脆弱了，看到这里，全都趴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里的一切全都翻腾出来。

　　我请读者原谅，不得不动用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描写，这与我过去唯美主义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不想借此表现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却也不想掩饰我对眼前景观的态度，因为这里的悲哀关及全人类。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在恒河边，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

　　由于人口爆炸，这种行为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聚集，庞大的人群正日以继夜向河边赶来。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愤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我看着旭日暗想，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估计是一个华侨，不知来自何方。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我们心里都在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Ｔａｊ Ｇａｎｇｅｓ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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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树和洞窟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到了瓦拉纳西，朝北拐向尼泊尔已经很方便。但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理所当然也是一座圣城。

　　我当然知道现在能看到的菩提树已不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一棵，但地点应该不错。

　　更重要的是，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估计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才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

　　好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且慢东张西望，先去大菩提寺（Ｍａｈａｂｏｄｈｉ）。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脱鞋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鞋袜一起脱了，向寺门走去。

　　进寺门有台阶向上，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现在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干上有金饰，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小姐在石围栏门口一看，居然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现在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对此我没有见到可靠资料，无法在笔下肯定。我想，只要是这个地方，这样一棵菩提树，已经足够。

　　以上所说都是昨天的事。

　　昨天晚上离开大菩提寺时还到寺院办公室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能拜见住持。寺院办公室问清了我们一行的情况，立即答应，并排定了今天早晨，因此今天很早又赶到大菩提寺来了。

　　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Ｐｒａｊｎａ Ｓｈｅｅｌ），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后，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去寻找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车队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种苇草很像台湾阳明山公路边的那一种，但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却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在别处见过，是骨瘦如柴的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佛像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菩提树下，一种即将成熟的精神果实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李辉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心里一惊，倒也不是害怕，只是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天高地阔，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Ａｓｏｋａ（阿育王）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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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例外的衰落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开始梳理一路感受。

　　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

　　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两个原因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

　　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自己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

　　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

　　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然而，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

　　它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经过几度切割，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不断丁丁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已经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汉谟拉比法典》这样高水准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的战争。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

　　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对方的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双方最勇敢、最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忧伤、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做了自己的疆土。

　　这种长期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

　　然而也正因为长期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他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才巍然立世。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

　　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才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

　　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

　　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社会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Ｅｖｅｒｅｓｔ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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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征和失序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Ｐｏｋｈａｒａ）。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是，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Ｆｉｓｈ Ｔａｉｌ Ｌｏｄｇｅ）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

　　这是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

　　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

　　中华先祖选择这种态势也许是不自觉的。因为从地理方位说，中华文明的西部、北部边缘是茫茫戈壁，西南边缘是世界屋脊，客观上使远征的军队无法出入；从文明类型上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而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态是聚族而居、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本性上不谋求万里之外的领土统治。

　　中华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篱笆和护墙而已。开始修筑时只是为了防范，但在里边住了千百年，也就渐渐养成了群体心理。消极的，是太封闭，积极的，是不远征。

　　这次沿路看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便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

　　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搓捏。

　　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的时候，往往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这些高智能纷争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可叹可笑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充分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文明也能直接导致失序。

　　那么，如果让文明拥有权力，会怎么样呢？许多盛世由此出现，但文明和权力毕竟是两个秩序系统，至少在古代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之路，因此两方面迟早产生抵牾。两方面力量越强，抵牾也越严重，而严重抵牾的结果必然是严重失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试图在各个领域建立新秩序，却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完全没有秩序，既没有老秩序，也没有新秩序，将会怎样？

　　这么一想，我们平日在理念间的对立，其实还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这次考察使我们看到了抽去了平台、失去了语法之后的情景，一种匪夷所思的失序。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

　　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但对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们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口爆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努力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弹性体制。这也就是在文明和权力还没有产生严重抵牾前，为秩序争夺时间。

　　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十万进士》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

　　选拔这些文官的标准，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恰恰注重"治国平天下"，不是空论玄谈，因此确实也能把地方上的事情管起来。不断选拔、不断考试，又使儒家文化拥有了大批的研习者和实行者，它也就活生生地延续下来了。

　　中华文化既没有在无序中崩溃，也没有在无效中风干，都与此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Ｆｉｓｈ Ｔａｉｌ Ｌｏｄｇｅ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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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假日（上）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二

　　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一位大家都认识的特殊友人蒋宪阳先生带队。蒋宪阳的特殊，在于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每到一个地方满脸都是反问："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已有思想准备，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也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

　　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对我来说也有极大的消受难度。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但是，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站在这里，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擅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静之境，惟此空静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

　　今天罗马的空静之境，不是出于诗人营造，而是一种实在。一座实实在在的石头城，一座曾经属于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石头城。这种可触摸的空，可谛听的静，任什么诗也不可比拟。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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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假日（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三

　　何谓彻彻底底的休假？

　　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忙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亲热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样的工作态度，但罗马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说，工作与休假，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个负责人由于某个非个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时间，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牺牲休假时间去办移交，等于把一件事的不完满变成了两件事的不完满，两败俱伤。休假使一个人失去一种身份，转换一种身份，这种失去和转换是那样的无可指摘，就像无可指摘于突然死亡。那个人自从来到休假地、换上宽松服之后，他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已经暂时地埋葬于山水间，你怎么能对一个死亡了的身份有额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续，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满身份"复活"。

　　对于这样一条思路可以不作评论，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围的好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休息不好。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却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摆脱放下身份后的虚空和慌张，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个永远闪动在彼岸的梦影。

　　显而易见，此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家的休假是转换身份，我们的休假是叠加身份。叠加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叠加在山光水色之间，那是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情。矫情在别处尚能闭眼放过，矫情在私人假期，实在是糟践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秘角，让人怜悯。

　　四

　　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

　　但是即便如此，欧洲毕竟也有很多人负担不起长途旅游的经济压力，也有一些老人则受到体力的限制不能出远门了，他们往往只到乡镇别墅中度假，没有别墅就租借一个临时住所。其实这是欧洲人最寻常的度假方式，只不过这次假期长，很多人就去走长路了。

　　我们遇见过一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这种方式，因此历久难忘，不妨记述一下。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与中国南方的小镇相比，它甚至显得有点寒碜，但是单纯的色调和干净的街道却让人分外安静。在我们以往的经验中，单纯的色调只属于高雅社区，越是乡野世俗便越加艳丽纷呈。这个特点，不仅是中国大陆，连台湾、香港也概莫能外。欧洲这种小镇为什么如此单纯和谐呢？只是做色彩的减法，就增加了多少等级。

　　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

　　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原来，这碗面条是他的见面名片。

　　然而很快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他的名片复杂得多。他刚才在路口说自己多次去过中国，那么，为什么去呢？

　　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溜达，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听他这么说，我们就关切地问，妻子整天写诗吗？这岂不让他整天在外面溜达？他说不，妻子上午睡觉，下午才写诗，因此只须出来溜达半天。

　　于是，我们祝贺他的妻子能在这个假期写出一批好诗。他表示感谢，然后又诚恳地说："她的诗确实写得不错，真的。"那眼神，像一个腼腆的老农。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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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前细妆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身来看树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密如蜘蛛网的现代城市街道却不会迷失，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奇怪。

　　其实，它更加巨大的是精神背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对峙了几百年，这是人类两大文明的伤心地。

　　伊斯兰文明从公元八世纪从北非进入欧洲，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摩尔王朝。当时他们无疑是先进文明的代表者，不仅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而且发展了数学、医学、地理学，连古希腊文献也在这里获得了良好的保存和译述。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余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溶，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

　　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一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

　　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账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摩尔人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

　　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清烟，雪原散弦。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装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洒在上面呢？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产，我看与这两百多年密切相关。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伊莎贝尔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和语调，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伊斯兰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向主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冈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我觉得，正是在这里，失败了的伊斯兰文明表现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的基督徒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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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上的废弃（上）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庄严安详的神态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城堡在悬崖峭壁之上，要坐缆车上去。过去没有缆车，上去一次千难万难。在政教合一的时代，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如此俯视众生却又如此隔绝众生，从这个形势一看就是中世纪，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远。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用双脚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非让他们下山不可的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二

　　这座城堡好大。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整整十五个子女！

　　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轻松和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凛然肃然的端方之士。

　　我找到了这个宴会桌和这些贵宾椅，还做了放水实验，心想，只要在这里坐过，谁也不会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那么，说不定，这位大主教还是宗教改革的偏门、移风易俗的另类？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

　　三

　　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

　　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是夫妻之间欢乐的打闹，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茨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

　　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不管逻辑，不按规范，不论等级地闹着笑着，自成日月。

　　只是，有关石匠妻子们的传说，又为这种笑闹带来某种不太吉利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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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上的废弃（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五

　　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

　　但在当时，唯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然而，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老莫扎特知道，萨尔茨堡有嘲讽的理由。这桩错误的婚姻起点，不是萨尔茨堡，而是遥远的曼海姆。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那里见到那家人之后连写来的信也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讦腔调，做父亲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

　　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吗？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六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塌，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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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的书架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裎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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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难辩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做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好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才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路，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品质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

　　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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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辨认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土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二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三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唯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人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伫立，看着他们两人并肩而立，身前的花环上还挽着一条昨天新挂上去的标语。

　　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

　　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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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隆的囚徒（上）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瑞士小，无所谓长途。从伯尔尼到洛桑，本来就不远，加上风景那么好，更觉其近。

　　然而，就在算来快到的时候，却浩浩然荡荡然，弥漫出一个大湖。这便是日内瓦湖，又叫莱芒湖，也译作雷梦湖。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湖。瑞士有好几个语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东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谁也不愿改口，给外来人造成不少麻烦。但日内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谅，它是边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国去了，而且又是山围雪映、波谲云诡，丰富得让人们不好意思用一个称呼把它叫尽。

　　前几天拜识的苏黎世湖美则美矣，还不至于让人一见之下便起赖着不走的念头，而日内瓦湖便黏人多了。只可惜日程不许，我们在心中一会儿诅咒一会儿祈祷，希望出现奇迹般的理由留下几天。越往前走景象越美，而大美本身就是停步的理由，但大家面面相觑，似乎还缺少最后拍板的那一槌。

　　终于，槌子响了，我和伙伴们看到了湖边的一座古堡。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于是哐当一声，槌下如锤。

　　为使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先得找旅馆住下。古堡前有个小镇叫蒙特尔，镇边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馆，都很老旧，我们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满心都是富足。富足感大多因"横财"而起，而所谓"横财"也就是计划外所得，我们在计划外揪住了一两天，可以毫无工作压力地亲近古堡和大湖，得意得不知该把脚步放重还是放轻。

　　这家旅馆在山坡上，开车上去已十分吃力，下车后便见一扇老式玻璃木门，用力推开，冲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办理登记的女士一见我们扛了那么多行李有点慌张，忙说有搬运工，便当着楼梯仰头呼喊一个名字，没有答应，又一迭声地抱歉着为我们办登记手续，发放钥匙。

　　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居室，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头。

　　天下万物凡"派头"最震慑人，我放下行李轻步进去，立即断定所有的摆设都是陈年旧物，只是收拾得非常干净。这种判断衍生出了另一个判断，那就是别看这个旅馆今天已算不上什么，在一百年前应该是欧洲高层贵族的驻足之地。他们当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这样的栖宿处已算相当惬意。算起来，人类在行旅间的大奢大侈，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

　　这么一想，再上楼梯就有了劲。人家贵族男女都一遍遍爬了，今天应该把我们的洒脱步履加上去。很快到了三楼，放下行李摸钥匙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小房间，家具也全是老的。老式梳妆台已改做写字台，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顶，可惜太高。难为的是那厕所，要塞进那么多现代设备，显得十分狼狈。雕花杆上缠电线，卷页窗上嵌空调，让人见了只想不断地对它们说"对不起"。

　　从厕所出来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两幅滚花边的窗帘后面究竟是什么，用力一拉没有拉动，反而抖下来一些灰尘。这让我有点不愉快，又联想到当年欧洲贵族对卫生也远没有现在讲究。特别讲究卫生的应该是经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贵族要的是陈年纹饰、烛光氛围，少不了斑驳重重、细尘漫漫。于是放轻了手慢慢一拉，开了。一开就呆住，嘿，连忙拍头认错，怎么忘了窗外应该是日内瓦湖和那个古堡，我们就是为它们住下的，哪能先去关顾厕所和灰尘！

　　我在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楼约伙伴们外出，但他们这时才等来一位搬运工，不知什么时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劝我，天已渐晚，反正已经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迟，匆忙会影响第一感觉。这话有理，然而我又哪里等得及，二话不说就推门下坡，向古堡走去。

　　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个城堡挤缩在一起了，一挤便把中间一个挤出了头，昂挺挺地成了主楼。前后左右的楼体在建造风格上并不一致，估计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调上又基本和谐，时间一久，栉风沐雨，更苍然一色，像是几个年迈的遗民在劫难中相拥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这个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与岩石浑然一体，好像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岩石本是湖边近岸的一个小岛，须过桥才能进入，于是它又与大湖浑然一体了，好像日内瓦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拥有这个苍老的倒影。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这古堡有一种艰深的气韵。我知道一进门就能解读，但如此轻易的解读必然是误读。就像面对一首唐诗立即进入说文解字的探究，抓住了局部细节却丢弃了整体气韵，是多么得不偿失。我把两条水上木廊都用尽了，前几步后几步地看清楚了古堡与湖光山色之间的各种对比关系，然后继续后退，从岸上的各个角度打量它。这才发现，岸边树丛间有一个小小的售货部。

　　与欧洲其他风景点的售货部一样，这里出售的一切都与眼前的景物直接有关。我在这里看到了古堡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照片，晨雾里，月色下，夜潮中。照片边上有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ＣＨＩＬＬＯＮ，不知何意，下方的照片正是这个古堡，可见是一本介绍读物，连忙抽一本英文版出来问售货部的一位先生，他说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发音，中文可译作希隆，那么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书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复协会"负责人的一篇长文，介绍了古堡的历史，此外还附了英国诗人拜伦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复协会负责人在文章中说，正是拜伦的这篇作品，使古堡名扬欧洲，人们纷纷前来，使瑞士成了近代旅游业的摇篮，而这个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胜景。

　　又是拜伦！记得去年我在希腊海神殿也曾受到过拜伦刻名的指点，联想到苏曼殊译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腊》，颇有感慨，但今天在这儿却发懵了。因为我对拜伦作品的了解仅止于《唐璜》，虽然也知道他有一部写了多年的诗体游记，却没有读过，当然更不知道他写了这个古堡。我手上这本书里的附文，并非诗体，大概是从他的原作改写的吧？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售货部那位先生的知识水平，我问了半天他永远是同样的回答："对，拜伦！拜伦！一个出色的英国人！"

　　这本薄薄的书要卖七个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却又非买不可。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粗粗翻阅，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实在好生了得。

　　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一度权倾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Ｂｏｎｉｖａｒｄ）。

　　幸好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座建筑的力度。最奢靡的权力直接踩踏着最绝望的冤狱，然后一起被顽石封闭着，被白浪拍击着，被空 的烟霞和银亮的雪山润饰着。踌躇满志的公爵和香气袭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间，有几颗不屈的灵魂，听着同样的风声潮声。

　　我知道这会激动拜伦。他会住下，他会徘徊，他会苦吟，他会握笔。他会觉得，这个城堡先于他把诗写在了湖边。他只是辨析余韵，然后采摘下来。

　　他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但又心甘情愿。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进希隆古堡了，因为我已经不会迷失在说文解字的琐碎里。

　　当然先看领主宅第，领略那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用坚石和大湖构筑起来的安全，那种在巨大壁炉前欣赏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为有了拜伦，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点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这个地下室气势宏伟，粗硕的石柱拔地而起，组成密集的拱顶，壁上、地下却留有原有的纹脉，气象森森。这里最重要的景观是几根木柱，用铁条加固于岩壁，扎着两围铁圈，上端垂下铁链，挂着铁镣。

　　拜伦说，波尼伐的父亲已为自由的信仰而牺牲，剩下他和两个弟弟关押在这个地下室里。三人分别锁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却不可触摸……

　　这么一个情景使人不能不来又不忍长时间逗留。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再找一处坐下，顺着刚才的强烈感觉，重新细读《希隆的囚徒》缩写本。

　　时已黄昏，古堡即将关门。黄昏最能体验时间，因此也最能进入拜伦的笔底，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它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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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隆的囚徒（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二

　　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个人关押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好一点，但事实上，彼此不能动弹却要用容颜和声音互相安慰，比什么都残酷。

　　先是各自讲着想象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穴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这个黑牢他最无法忍受。让他这样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惨的酷刑，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不长鲜花的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全家最后一个活人--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呻吟，只吐露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叹息也杳不可闻。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皇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象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惟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

　　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我想，即便是当初读了拜伦作品前来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国读者，也不是来纪念波尼伐，而是来领略一种由拜伦营造的悲剧现场。他们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会把更多的兴趣投注在与古堡呵成一气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伦的故事，他们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期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沉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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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念落地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坐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洌和安逸。里屋就有不同，满目净是邻座顾客，对谁都不便直视细看，只能扫过几眼，把目光放虚，若有所思，无聪无明。为此，玻璃门棚中的坐位往往要比里屋贵一些。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坐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Ｃａｆｅ Ｄｅ Ｆｌｏｒｅ）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坐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坐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转弯，还有几个坐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眼神奕奕，面容雅静。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我对导演刘璐说，谈话节目请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实我哪里在想谈话。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朗声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避注视，劝阻噪音；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闷。因此，即使我们这批早已对拍摄现场失去兴奋的人也无法想象别人对拍摄现场的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这事说来话长，但呈现方式却极具感性。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还曾以此命题一个作品，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早已成为一种公约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担忧市民来这里探访名家，形成围观。

　　但是，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倒逆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想到这里，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对导演刘璐打个招呼，便对着镜头说："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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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日子（上）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二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当然不可能太隆重地来供奉这所老房子，只让它安静地排列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这是异代同乡的好意，寻常世间的温暖。不寻常的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每天不断，于是每天都在迎来送往地过节，而且显而易见，这个节还会过下去，直至永远。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伙伴们问我在找什么遗迹，我说不找，其实心里是想找回一点复杂的感觉。

　　我现在想的是，有很长时间，这个小镇对自己的游子浑然无觉，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亚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它。

　　二

　　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

　　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

　　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

　　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

　　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分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不存在书斋学者个体写作时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象，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冤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无话可说。一颗已经翱翔过精神天宇的心灵很难找到交流对象，包括在自己家乡。于是他也就不为难家乡了，只让乡民知道最通俗意义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为艰深的部分让他们慌张。他已经非常乡镇化却又与乡民十分隔膜，这是必然的，因为乡民最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又稍稍高于他们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个作家临终时，他的著作大致会出现三个等级的状态：

　　第一等级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无须言说，人们只是念诵他的名字；

　　中间等级是著作进入悼词，进人挽联，让大家重新记起，一片唏嘘；

　　最后等级是著作进入遗嘱，让子女们与财物一起承接。

　　当然这几个等级也会互相交错。

　　莎士比亚连第一等级也超越了。他知道戏剧演出是过程艺术，没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们看做过眼烟云。对于那些剧本，他像一切只从演出来看待戏剧生命的戏剧实践家一样，虽然内心珍爱，却未曾想象它们的历史命运，演过了也就过去了。何况在当时，社会对于演出背后的剧本，尚未建立著作权意识。

　　因此，我们便进一步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个文盲。

　　同一个小镇，同样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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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日子（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三

　　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镇的街道上想，怎么能责怪这个小镇在莎士比亚临终前表现出来的漠然呢？它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地把女王、爵士、贵族硬说成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创作者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和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公开发表文章谈论莎士比亚，至少要稍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足够时间都能追补，唯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身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才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个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四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过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五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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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珑小国（上）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形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佬"，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待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或者不愿与邻居寒暄。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但是，摩纳哥自身的秘密，并没有被赌场、赛车、豪宅所穷尽。甚至可以说，即使把四个隐形大国叠加在一起，也无法填充一个最大的缺漏。

　　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海洋学博物馆三楼可以观看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迟迟不愿离开。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蔚蓝。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惟有这样的风帽他戴得舒适，软软地扣在头顶，他的力量和荣誉，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二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实在里米尼停驻的很多游人和我们一样，为的是去圣马力诺。

　　游人们没到目的地就在大门口玩上了。里米尼海滩确实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静躲汗，明朝带一身花花绿绿去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从种种传说看，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而这个小国后来也确实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由于它实在太小，产生不了什么国际影响，却也不会轻易地在一些立国方针上受别国影响，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态像是存在于一个隔离舱内，显得特别纯净。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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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珑小国（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三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四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数年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惟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路边间或有房，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作瓦，朴实而美丽。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美丽了，但在闹市的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通用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多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即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身在欧洲却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随着它躲藏起来了，突然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生艰难备尝，却还从未有过隐缩在万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体验。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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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理由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简朴不等于寒酸，至于丑陋，则一定出于某种人为的强加，它没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很难纳入欧洲大陆的设计系列，分明有一种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一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没有围墙和警卫，只见一个工人在门口扫地，这便是总理府。走不远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国家监狱，踮脚往窗里一看，有几个警察在办公。街边一位老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在监狱窗外踮脚，感慨一声："以前我们几乎没有罪犯。"

　　总统住得比较远，也比较宽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没有其他人跟随和卫护。总统毕业于英国名校，他说："我们冰岛虽然地处世界边缘，但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活。作为总统，我需要考虑的是创造出什么力量，能使远行的国民思念这小小的故土。"

　　那位老保姆对我们一行提着摄像机在总统家的每个房间晃来晃去有点不悦，而我们则忘了询问，总统家门口怎么有两个坟墓？那是谁的？天寒人稀，连坟墓在这里也显得珍罕。

　　根据总统的介绍，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于是也就明白，总统、总理为何表现得那样低调。这里连人的踪迹都很难寻找，统治的排场闹得越大越没有对象。历来统治者的装模作样都是为了吸引他们心中千万双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类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更不会化作春水来环绕欢唱。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车是从机场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即使最有经验的司机也会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于是，我们的车子也理所当然地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就快乐不起来了，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我见过，例如前几个月攀登的维苏威火山就是一个。那里褐石如流，奇形怪状，让人顿感一种脱离地球般的陌生；而在这里，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于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层陌生，使我们觉得浑身不安。

　　既然连狰狞的熔岩都已被白色吞食，又怎么会让几个软体小点蠕动长久？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尔摩朋友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早已闹不清哪里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点燃一堆柴火让白烟充当信号吧，但是谁能看见白雪中的白烟？看到了，又有谁能读解白烟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烟升起的地方，可见白烟在这里构不成警报。更何况，哪儿去找点火的材料？

　　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边出现一个黑点。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在绝望的白色中，等的总是黑点。就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等的总是亮点，不管这亮点是不是盗匪手炬，坟茔磷光。

　　这种望眼欲穿的企盼是没有方向的，不知哪个黑点会在地平线的哪一个角落出现。由此我走了神，想到古代那些站在海边或山顶望夫的妇人远比那些在长江边数帆的妻子辛苦，因为江帆有走道，江水有流向，而在海边、山顶却要时刻关顾每一个方向。但这么一比更慌了，人家不管哪一种等法也是脚踩熟土，无生命之虞，而且被等待的对象知道自己在哪里被等待，而我们则一片虚空，两眼茫茫。

　　很久很久，当思绪和眼神全然麻木的时候，身边一声惊叫，大家豁然一震，眯眼远望，仿佛真有一个黑点在颠簸。接着又摇头否定，又奋然肯定，直到终于无法否定，那确实是一辆朝这里开来的吉普。这时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来，怕它从别的方向滑走。

　　这辆吉普体积很小，轮胎奇宽，又是四轮驱动，显然是为冰岛的雪原特制的，行驶起来像坦克匍匐在战场壕沟间，艰难而又强韧。司机一看我们的情景，不询问，不商量，立即挥手让我们上车。我们那辆掩埋在雪中的车，只能让它去了，通知有关公司派特种车辆来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挤一大堆人不容易，何况车上本来还有一条狗。我们满怀感激地问司机怎么会开到这里，准备到哪里去。司机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来遛狗！"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被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惊呆了。那么遥远的路程，那么寒冷的天气，那么险恶的山道，他开着特种吉普只为遛狗。

　　那狗，对我们既不抵拒也不欢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视窗外，不再理会我们，目光沉静而深幽。

　　看了这表情，我们立即肃静，心想平常那种见人过于亲热或过于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级的，它们只在热闹处装疯撒欢罢了，哪里来得了冰岛，哪里值得人们这么长距离地去遛？

　　在生命存活的边缘地带，动物与人的关系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既然连植物的痕迹都很难找到，那么能够活下来的一切大多有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雪原间跌宕不已的那条漫长曲线，正是在描画生命的理由。

　　我们坐着这辆遛狗的吉普终于到达雪原间的一家地热发电厂，参观完之后由厂家派车送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馆。旅馆屋内很温暖，但窗外白雪间五根长长的旗杆，被狂风吹得如醉笔乱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时荒凉，于是翻开那部萨迦，开始阅读。

　　读到半夜心中竟浩荡起来，而且暗自庆幸：到冰岛必须读萨迦；而这萨迦，也只能到冰岛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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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雪进屋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已经在冰岛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里赶路，十分辛苦。赶来赶去看什么呢？偶尔是看自然景观，多数是看人类在严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听这种说法有点过时，因为近年来冰岛利用地热和水力发电，能源过剩，连一个小小的村落都华灯彻夜，电器齐备，不再害怕严寒。但在我看来，这还是生活的表面。许多现代技术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盖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实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淀，焉能轻易拔除？如果真的拔除了，究竟是幸事还是悲哀？这个悖论，在冰岛演示得特别明显。

　　例如能源优势的发现曾使冰岛兴奋一时，举债建造大量电厂来吸引外资，但外资哪里会轻易看上那么遥远的冰岛能源？结果债台高筑，而一家家电厂却在低负荷运行。因此那些彻夜长明的华灯，是冰雪大地的长叹。

　　到今天为止冰岛经济还是依靠捕鱼，这与千百年来毫无差别，只不过现在要用这古老行当的辛苦收入，去归还现代冲动造成的沉重外债。如果坚冰封港，或水域受污，全国的经济命脉立即受阻，这便是这个岛屿的原始生存本性。

　　那么，几排高压电线划出的只是冰岛的焦急和企望，而在电线铁架旁那间深陷在雪堆中的老木屋，木屋小窗里那双向外张望的苍老眼睛，却是冰岛真正的秘藏。那儿也有企望，只企望晴日按时来临，并不热切；那儿也有"地热"，却是疏落人群间的依稀情义，并不喧闹。

　　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是受了萨迦的影响。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一切行为都伴随着长时间的等待，因此我也就把萨迦带在身边，在哪里坐下便翻开来读，这么一来，眼前的物象都在几百年前往返盘旋，只想把持历久不变的本源。

　　今天在一个地热盐水湖边坐了很久，这里的冰水和蒸汽剧烈相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露天浴场，伙伴们浸泡在被白雪包围的汤池中兴奋不已，一直在大声呼喊着最喜欢游泳的我，而我则完全被萨迦吸引，只抬手示意，连目光都没有离开纸页。如此两头沉迷，等发觉时已是半夜，而雷克雅未克还在远处。

　　我们的车又在雪地里寻路了，拐来拐去，大家早已饥饿难忍。饥饿的感觉总是搀杂着预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强烈。据我们前几天的经验，这个时间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经绝无就餐的可能，整个小旅馆连一个警卫也不会有，你只能摸着走廊开房门，而街道上极少的店铺早就睡死在万丈深渊里。

　　在这般无望的沮丧中，虚虚地微睁眼睛瞄了一下车窗外面，竟然见到一块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隐隐约约有"用餐"字样。

　　连忙停车，不见有灯，那块木牌也许已经在十年前作废，但还是眼巴巴地四处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贴地而筑，屋顶像是一艘翻过来的船只。我知道这是当年北欧海盗们住的"长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么希望地敲门，大概敲了十来下，正准备离去，门居然咯吱一下开了。屋内有昏暗的灯光，开门的是位老太太。我们指了指门外那块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们让进门内，扭亮了灯，帮我们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竖起手指点了点我们的人数，然后转身向屋内大叫一声，我们听不懂，但猜测起来一定是："来客了，八位！"喊声刚落，屋内一阵响动，想必是家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正在起床。

　　从进门拍雪的那间屋子转个弯，是一个厅。老太太请我们在桌子边坐下，就转身去拨火炉。里屋最先走出的是一个小伙子，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一瓶红酒，几个酒杯，快速给我们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说英语，请我们先喝起来。

　　我们刚刚端杯，老大爷出来了，捧着几盘北极鱼虾和一篓子面包，这样的速度简直让我们心花怒放，没怎么在意已经盘净篓空。老大爷显然是惊慌了，返身到厨房去寻找食物，而我们因有东西下肚，开始神闲气定。老大爷重新出现时端上来的食物比较零碎，显然是从角角落落搜寻来的，但刚才搁在火炉上的浓汤已经沸腾，大家的兴趣全在喝汤上。

　　这时，屋内一亮，不知从哪个门里闪出一位极美丽的少妇，高挑儿宁静如玉琢冰雕，一手抱着婴儿，一手要来为我们加汤。她显然是这家的儿媳妇，也起床帮忙来了。闪烁的炉火照得她烟霞朦胧，这么多天我们第一次见到冰岛美人的风姿。她手上的婴儿一见到黑头发就号啕大哭，她只得摇头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声使我们意识到如此深夜对这个家庭的严重打扰，好在已经吃饱，便起身付账告辞，他们全家都到门口鞠躬相送。

　　车刚起步，便觉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头也不知木屋在何处，灯光在何处。

　　我想这又是冰岛深藏密裹的另一种"地热"，当初深夜泊岸的北欧海盗和航海家们都领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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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阿尔庭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么，心中总想着辛格韦德利。那部越来越放不下的萨迦一再提醒，冰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与那里密切相关。

　　辛格韦德利往往被称作议会旧址。或者叫阿尔庭（Ａｌｔｈｉｎｇ）旧址，阿尔庭就是议会。初听名字时我想，议会旧址应该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还应该有地基的遗迹。后来读萨迦渐渐发觉情况有异，但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今天终于赶到了这里，大吃一惊。

　　没有老房，没有地基，也没有希腊奥林匹克露天体育场那样的半天然石垒坐位，而是崇山间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长达七八公里由熔岩构成的嶙峋峭壁，高约三十多米，拦成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岛第一大湖，便叫议会湖。

　　我们沿着峭壁进入，有一条险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满路，很不好走，而且刺骨的寒风被峭壁一裁变得更加尖利，几乎让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然而这就是议会旧址，冰岛议会年年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八百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比英国议会的出现还早了三百年。因此这个令我们索索发抖的怪异谷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参加议会约有三十六个地方首领，各自带着一些随从，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旁听。会议在六月份召开，那时气候已暖，在这里开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受苦了。

　　陪我们前来的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边指边说，峭壁前的那座山冈正是开会的场所，山冈上的那块石头叫"法律石"，是议事长老的位置，而旁听的普通百姓则可坐在山冈的斜坡上。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会议把整个冰岛连接起来了。

　　这种不是靠王权而是靠法律的连接，在山谷峭壁间实行了那么多年，实在壮观。

　　一群由北欧出发的海盗及其家属，在这里落脚生根，却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机制，判别荣辱是非，于是渐渐亲近法律，居然成了最仰仗法律权威的族群。

　　这个历史过程已经意味无穷，而更深刻的是，他们又要在法律的前后左右安顿自己的血性情义，逐步洗涤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这也正是萨迦让我放不下的原因。我国杰出的北欧文学研究专家石琴娥女士说，萨迦表现的人物都是身兼海盗或者当了海盗才发迹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观念也都是北欧海盗式的。萨迦是海盗们脱胎换骨的史诗。

　　据我所知，北欧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二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这样的社会当然充满了奇异的故事。

　　按年代比照，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绵熟到了衰疲，在整体上再难找到勃发的血性，原始的沉郁，开阔的豪迈。中国已积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岛还在以生命的代价逐一草创，享受着草创期才有的巨人自觉。这些巨人仍愿意在山间站立，辛格韦德利的熔岩便是接引这些英雄群像的粗糙平台。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终于盼来了公正的法律又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当年冰岛的江湖好汉们并不害怕流血死亡，却害怕这里的嶙峋乱石。一般的盗贼早就被时间清扫，他们却留下了，因为他们有起码的荣誉标准和精神品级，但正是让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标准和品级需要受到评判，于是那些伟岸的身躯、浑浊的眼睛远远地朝向着这里，年年月月地猜测、期待。

　　这里并无神灵庙堂，除了山谷长风，便是智者的声音，民众的呼喊。从萨迦的记述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智者的声音，而不是民众的呼喊，当时的民众似乎专来倾听智者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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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雪小村 余秋雨

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Ｋｏｎｔｉｏｍａｋｉ），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象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场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场所，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画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画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画来比画去，终于比画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画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画得非常尽兴，这种比画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画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画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画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画，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么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

　　感谢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的终点，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